民国时期，处于衰弱期的佛教通过开展医药慈善活动，开创了佛教弘法利生的新途径，推动了佛教思想的进一步展开，对中国传统医药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医药慈善事业的概况

　　民国时期，佛教参与社会医药慈善的活动可归纳为：

　　1．创办佛教医院和施诊所

　　民国初期，中国佛教总会即在上海、泉州、成都等地设立施诊所，至20世纪20年代始有慈善医院设立，30-40年代期间佛教医院、诊所已遍及全国各大城市。

　　佛教施诊所是民国时期佛教界从事医药慈善的最初形式。施诊所规模较小，经费上有保证，管理上也灵活方便，因此各城市寺院、居士团体和佛教会举办较多。最早的佛教诊所是1913年佛教慈悲会于上海小南门外留云寺设立的临时施医局。因沪上发生战祸，“难民众多，风宿露餐，易感疫疠”而设立，特聘内外科医士共十六人，对病患施诊“不取分文，贫者一并施药”，但对“疯狂花柳之病概不医治”。临时施医局为期三月后是否继续则由同仁议决。20世纪30-40年代上海开办的佛教医疗诊所，除较为熟知的世界佛教居士林施医处、奉化雪窦寺上院上海分院施诊所、上海佛教同仁会施诊所、上海佛教施诊所、仁恩施诊所、佛教平民诊疗所、利生施诊所、上海佛教青年会中西医医务诊疗所、慈光诊疗所等9处外，还有佛教净业社施诊部、祗园法会免费施诊给药所、老西门关帝庙佛教施诊所等多处；福建泉州崇福寺于1913年设立“崇福寺诊疗所”，福州鼓山涌泉寺设有如意寮、厦门设有佛教施药处，厦门南普陀寺、漳州南山寺设有医药寮；四川成都办有文殊院佛教医疗所、四川省佛教会医药所、成都昭觉寺十方僧伽疗养院等；北京有弥勒院施医院、菩提学会施诊院、北平佛教会妇婴施医所、北京《三教月刊》社施医处等数处；武汉有汉口佛教正信会施诊所等；香港开设有赠医施药所等。

　　20世纪20年代佛教医院逐步建立。1925年前后创办于成都尧光寺的佛化新青年平民医院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佛教医院。该院由居士苏天培、周怀西、萧正觉与尧光寺释真明、昭应寺释静生等共同创办。因感当时物价昂贵，贫民患病无从医治，而聘请八位有学识经验良医，每月逢二、四、六、八日中午十二时开诊，医药并送。该医院还发行医药券，设有分诊处。另一较早设立僧医院的是上海的海潮寺，1925年《申报》登有江苏省政府的“准设僧医院之县知事训令”，该训令陈述，海潮寺主持应乾向上海县知事申请停止经忏捐，另行募钱购地建设僧医院的相关事宜。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各地佛教医院大量涌现。如当时上海的佛化医院、抗战暴发后成立的佛教医院、中国佛教会创立的佛教时疫医院、丁福保、马问我等创办并得到太虚法师支持的佛教疗养院医院等。北京也是开办佛教医院较多的城市，如五台山普济佛教会在北京创办的平民医院（1930年）、广化寺设立的伤兵救护医院（1933年）、柏林寺创立的兵民治伤医院（1933年）、三时学会创办的大良医院（1934年）等。其他如山西省佛教会成立佛教中西医院（1930年），南京亦设立佛教医院（1932年），武汉设立的佛教医院（1938年），云南佛教会在昆明成立佛教会慈济医院（1939年），重庆慈云寺创立大众慈善医院，后在太虚法师建议下改为佛教中医慈济医院（1940年）。福州的“福建省佛教医院”（1947年），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佛教医院。

　　2．开办药厂，创新方药

　　民国时期，都市佛教还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探索改良国药、发明创新方药。1932年玉慧观等在太虚法师的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佛慈药厂，通过“将古今中西名医之灵方，而加欧美最新化学的制法，改良国医，提倡国药，以谋国产之振兴，期达经济救国之微诚”，并“本我佛普度众生主义”，使众生之疾病苦痛咸得解脱，而得进一步使“心病亦随身病之念而减除”，“得究竟之佛果成”。上海沦陷后，佛慈药厂也被日本人霸占。后来在太虚法师的支持下，该厂迁往重庆重新开办。该药厂运用西方工艺改良创制的中药疗效显著，深得社会各界欢迎，远销海外。

　　上海还有聂云台、陈其昌等研究古方，创制新方，制作了一些药丸汤剂，也有较大影响。

　　3．创办宣传媒介，传播普及医药卫生常识

　　民国时期创办的佛教期刊多达180种，现存148种。现存期刊中涉及医药慈善的就有110多种，下文仅介绍几种较有特色的佛教期刊。

　　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刊物最多，涉医的佛教报刊也较有特色。如1930年创刊的《佛教半月刊》，由名医丁福保居士主持的“医药答问”专栏，就僧俗所遇疾病医药问题进行解答指导；还倡议佛教界建立佛教医院、疗养院，推动佛教从事医药慈善事业，在上海地区有较大影响。上海观音救苦会创办的《大生报》（1936年），把“发扬国医学术，广济疾苦众生”作为该报的四大志业之一，还专门刊出“上海佛化医院”的“缘起”，介绍该医院的办院宗旨等。再如，1939年由上海三乐农产社荣柏云主办的《罗汉菜》，设有“医学常识”、“卫生常识”、“心医疗病”栏目，在当时佛教界和一般大众中产生较大影响。上海著名实业家聂云台居士创办的家庭念佛会会刊《聂氏家言旬刊》和《聂氏家言选刊》，也刊载有医方等内容。

　　北京地区的佛教刊物中涉及医药慈善的，如1923年佛化新青年会创办的《佛化新青年》，在重庆伤寒名家邹代权居士创办的“天年医社”支持下，该刊介绍医学丛书，开展答医问药等活动。1937年周叔迦创办的《佛学月刊》也开设有“医药问答”专栏。

　　其他如1924年创办于绍兴的《大云》，开设有“卫生”专栏，介绍家庭医药常识、养生、戒毒等方面的知识。1925年创办于苏州的《苏城隐贫会旬刊》，开设有“中医杂志”专栏，登载各种常见疾病和疑难杂症及治法。1936年创办于厦门的《弘善汇报》，开设有“医药卫生”专栏，探讨医药卫生、精神卫生方面的医学理论与方法，发布医药验方等。1939年创办于无锡的《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开设有“药方”专栏，介绍各类经验良方。1941年创办于南通的《慧灯月刊》，开设有“医药信箱”栏目，由中医师朱良春主答各种疑难杂症，并发布赠售良药信息。

　　4．成立僧侣救护队救治伤兵、掩埋尸体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厦门南普陀寺的闻道、传球法师等与杜尊恩医师曾设立医药寮，并预备组织医疗救护队，后在太虚法师弟子漳州爱仁医院医士仁音居士的支持下于1927年正式成立。这是民国时期最早成立的僧侣救护队。

　　抗战爆发后，佛教界积极参与拯救国难事业。1936年在太虚法师的争取与推动下，行政当局准许全国各省市县佛教僧侣开办僧侣救护训练班，为抗战救护做准备。“七七事变”后，上海首先成立佛教僧伽救护队，全体人员120人，由宏明法师领队，在淞沪战场开展救护三个月，后随战场转移到汉口。又于1940年3月成立陪都僧伽救护队，由上海僧伽救护队干事悲观法师任队长，他们在救护中冲峰在前，先后在重庆抢救伤患二十余次，救出轻伤人员3000余人。

　　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居士团体，如北京的广化寺、拈花寺、广济寺、华北居士林，河北的柏林寺、南京的栖霞山寺、镇江焦山寺、当阳玉泉山寺宁波佛教僧侣救护队、汉口正信会僧侣救护队、广州的金万字救护队、昆明的云南省佛教会救护队等都积极参加各地的救护和抗战工作。

　　医药慈善事业的特征

　　首先，民国佛教医药慈善的开展，绝大多数都在大城市进行。如民国时期的上海，不仅佛教界的高僧、著名居士云集，同时聚集了中医药界的著名医生、学派。无论是佛教界，还是医药学界，都积极从事办学校、办报刊、出版书籍等社会文化活动。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材等优势，为佛教借助医药慈善开展弘法利生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民国佛教社会医药慈善与佛教变革思潮相呼应。清末民初，“庙产兴学”运动对本就衰落的佛教以沉重打击，加之西化思潮泛滥，佛教面临极其严峻的发展困境。杨仁山、章太炎、印光、太虚、圆瑛等积极呼吁佛教界革故鼎新，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尤其是太虚法师，身体力行，把推动佛教医药慈善作为宣传推进人间佛教思潮的重要途径。

　　再次，佛教医院、诊所等的开办，受到基督教医药慈善模式的影响。清末民初，基督教借助开办学校、医院等方式，迅速扩大影响，尤其是借助医疗慈善这种方式，信徒日增。佛教传统的传教方式，已无法与之相抗衡。由此，成都的尧光寺随之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佛教平民医院。

　　最次，佛教把医药慈善与佛教的教义相结合，在治疗疾病上身心并重，尤重治心，以开展临终助念活动。抗战暴发后成立的佛教医院在救治伤兵的同时，还通过念经持咒等方式对伤兵进行心理安慰，对死难者实施临终助念。

　　影响

　　就佛教自身来说，医药慈善不仅促使佛教弘法利生事业的现代转型，还成为扩大信众的重要途径。好比民国时期福建佛教界广泛从事医药慈善事业，不仅在福建本地产生重要影响，甚者扩大到东南亚地区，如泉州崇福寺的常凯法师把在闽南从事佛教医药慈善的经验带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成立“新加坡佛教施诊所”等团体和机构，扩大了佛教医药慈善事业的影响。

　　民国时期佛教医药慈善活动对医药事业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民国时期的佛教涉医期刊，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大众提供了重要的医药知识，还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医药医方资料，对研究民国医疗卫生史，甚至对当代医疗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帮助。